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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连战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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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曾为知识青年,大漠阴山兵团,历尽艰辛坎坷,追忆感慨万千,网上常见战友,夕阳激情无限,祝君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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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续曲》  

2017-06-21 11:17: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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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轶事十四    

      《回忆我在浙江兵团的几件往事》 - 十连 - 十连战友的家

        (作者当年在杭州西湖游船上的留影)

      

       《兵团续曲》
                           ----回忆我在浙江兵团的一段往事(一)

                                                                                                                                                       

    一、调入浙江兵团

19758月底,内蒙兵团即将撤销,通过父亲老战友的关系我被调往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报到,该师师部驻扎在离杭州城三十余里钱塘江边一个叫乔司的镇子附近。报到后我被分配到距师部仅一里之隔的农科所工作。

农科所是个连级单位,直属师部生产科。全所一百多人分为三个排,其中两个生产排,一个后勤排,都是男女混编的建制。后勤排负责连队的食堂、仓库、财务、养鸡场和蘑菇种植场等;生产排负责连队的水稻田、棉花地和蔬菜园等。

    我去时,浙江兵团也正面临改制,现役军人指导员已经转业,只有一个军人所长还在留守,但已基本不管所里的事了。报到后找我谈话的是位担任副指导员的“老三届”高中知青女领导,人很老成,一脸严肃,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我在浙江兵团呆了两年半,几乎没见过这位女领导的笑容。农科所的知青大都是杭州人,也有极少数是浙江金华和萧山等地的,“北方佬”就我一个。

 我先被分配在二排,全排有三十多人,女知青多于男知青(全所也是这样)。奇怪的是这里的排下面不分班,分“室”。一个排领导几个寝室的人。排里只有正副排长两人负责,没有班长或组长。两个生产排全部住在一座只有上下两层的砖混楼房(后勤排分散在不远处住平房或小院),每层各有八间南北通透的寝室,室内分上下铺,一般可住六个人,门外是一条阳台通道。男战友住楼上,女战友住楼下。令人不解的是有几对大龄男女知青竟然同住一室(好像已经结婚),每张床上挂幅蚊帐就是小家。二排长也是个“老三届”的高中知青(年近三十),他和夫人(农科所的女知青)就住在一层有三对夫妻共住的寝室里。真不知当年他们的夫妻生活是怎么过的。

浙江建设兵团成立于19705月7日(比内蒙兵团晚一年),其下辖三个师及两个直属农业团和三个直属工业团(团的编制较大,有的团辖五六个营,有的营辖六七个连)。兵团部驻杭州;一师驻乔司镇(现已划归杭州市余杭区),下辖四个团沿钱塘江北岸东西展开;二师驻萧山县(现为杭州市的一个区),下辖三个团沿钱塘江南岸东西展开;三师驻湖州市,下辖三个团分别驻太湖南岸的长兴、嘉兴和安吉县境内;三个直属工业团驻临平镇(现也划归杭州市余杭区);两个直属农业团的十三团驻淳安县境内(现为千岛湖风景区),十七团驻温岭县境内(距椒江市不远),朱宝英从内蒙兵团回浙江后应该是调入了十七团。总之,浙江兵团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非常优越,大都地处浙江省大中城市周边或鱼米之乡境内。

    我所在农科所的战士们生活条件非常好,每月28元津贴费,吃饭主食不收钱,自己种菜、养鸡,炊事班买肉、买鱼可去其它连队或附近镇子里的集市。尤其是距离杭州很近,每周六下午5点,战友们即可乘公交车或骑车回杭州与父母家人团聚,礼拜天傍晚或周一清早再赶回所里上班。放假时男女知青都穿戴好整齐鲜亮的奇装异服和油光锃亮的皮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唯独我仍旧穿着内蒙兵团发的绿色制服,脚踏解放胶鞋,虽给人以外乡人的印象,却自我感觉良好。

礼拜天我也会去杭州城里,但不是回自己家团聚,而是去我父亲一起南下的三位老战友家看望他们,几乎每个星期轮换一家。那时我家在江西一所干校下放,父亲还没有出来工作,杭州没有亲人,父亲的老战友们待我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到谁家去都会为我做好吃的,可见父辈们的战友情怀是何等的深厚了。

     

    二、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浙江兵团那几年,饭虽然吃饱了,可苦活儿累活儿一年到头也干不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是我六年半的内蒙兵团生活中几乎从未有过。一年两季水稻的插秧、施肥、收割、脱粒,近百亩水田里根本见不到一块缺秧的空地;无论烈日当头还是阴雨绵绵,你都要下地劳作。特别是在盛夏烈焰的蒸烤下,稻田里的水都热的烫人。另外水田里还有蚂蟥,必须得穿水稻靴下田,一天下来汗水把靴子里的脚都泡白了(不能穿袜子)。在稻田里累了只能站着直直腰,不能坐下休息,要喝水也得干到地头上才能喝一口。这让我常想起在十连割糜子的情景,由于土地贫瘠,出苗率极低,干活儿时经常遇到大片的空地,就是累了也可以随即躺在地里休息、抽烟、晒太阳,那个悠闲自得的劳动场景真令人怀念。因为我个子高弯腰幅度大,长期弯腰插秧割稻落下个腰痛的毛病。在内蒙我冻坏了双膝,在浙江又累坏了腰肌,九年的兵团生活让我付出了人生沉重的代价。

    再说采摘棉花。我在浙江兵团见到了长得比我还高的“棉花树”人一走进去就被淹没在一片棉花形成的“青纱帐”里。那里的棉花不但长得又高又壮,而且开的棉朵也大。真难为那些个子矮小的战友们了,他们有时够不着高处的棉花,就把棉枝拽弯了(折断了还要挨领导的批评),每采一朵棉花都很费时费力。采摘棉花是个拼耐力的活儿,今天刚采完这块地,明天早上一看又是一片白茫茫的还得去采,这种每天重复往返的活儿一干就是一个来月。我曾问过身边的战友,地里的棉花怎么长得这么好啊?他们告诉我,这里曾经是浙江省公安厅下属的一处劳改农场,土地被劳改犯们伺弄得肥透了。再有,咱们是农科所,种子是全国选购最好的优良品种,能不丰产吗?!夏天,棉花地里密不透风,热的人几乎喘不上气来,干活儿时汗如雨下,胳膊也被棉枝划出了血痕,连里的男女战友采棉花时都戴套袖,我没有,再热也只好穿上长袖衣服去采棉。每天干完活儿后,衣服上都挂满了白花花的汗碱印,你就是再累也得把衣服投洗出来,不然第二天就发硬了。

   我得承认,浙江的战友们太能干了,自己则往往感觉力不从心。记得有一次去不远的临平火车站卸稻种,二百斤一包的大麻袋男战友们背起就走,我根本背不动。二排长(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大家都叫他“大哥”)同意我和另一位个子矮小的战友一起抬,我抓住麻袋的“双耳”,他那边没有,只好用手扣进麻袋里,我一直腰,他个子小重量都在他那边。我们两个抬起麻袋,磕磕绊绊地刚走了两趟他就不干了,坚决要求排长宁可让他去背麻袋也不愿和我搭帮。无奈之下排长只好让我站在拖拉机上码放麻袋和过数,可这活儿对我来说也十分不易,因为也得弯腰用力翻麻袋。

再有就是给菜地施肥。给稻田施肥可以戴上手套拿着脸盆下田,抛撒的是化肥,可给菜地施肥却要挑着粪桶去茅厕里掏大粪。粪桶是木头做的,又厚又重,一副空粪桶压在肩膀上走两趟我都受不了,何况还要装上大粪呢。看着身边的男战友们挑着粪桶健步如飞的样子真是自愧不如,好像干这种挑担的活儿是他们南方人的天性,“北方佬”根本干不了。大家对我还算理解,没有人笑话我,有的战友见我就说:“北京朋友,别逞强啊!不行就放下挑子休息。”当我摇摇晃晃地把粪桶挑到菜地里,浇粪的女战友们无论是谁,总是将我的粪桶浇得很慢,为的是让我多歇一会儿,这些年轻貌美的姑娘们真是太善良了。后来,排长让我和女战友们一起去浇粪,我不好意思,就主动去茅厕干掏大粪的活儿。开始我站在粪池上搭的两块木板上腿都打颤,生怕自己一不留神会掉下去。那时候脏和臭对我来说已经是次要的,我挽起裤腿,穿着水稻靴干活儿,身上腿上溅上了粪汤也不在乎。还有一点做不到的是,浙江战友们干活儿时可以打赤脚,这样干完活儿不用刷鞋,我可得穿着鞋走路。

  三、深厚的战友情怀

  所里的战友们为人都很热情,和我同住一个寝室的兄弟们对我也很友好,除了帮助我尽快熟悉所内的环境和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性外,还经常给我以特殊关照。刚去浙江的那年冬天,天气寒冷,南方屋里没有取暖设备,更加令人感到冷得难受。浙江的战友们,个个抗冻耐寒,他们冬天只穿一件毛衣加外套,而我却是绒衣、毛衣、呢制服加军外套,有时实在冻得受不了还要穿上棉衣、棉裤。杭州的冬天,除了阴雨不断,空气潮湿外,有时照样会下雪结冰。我在内蒙再冷也没冻过手脚而在杭州却被冻了,经常痒得难受,而浙江的战友却很少长冻疮。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晚上都要开着窗户,除了刮风下雨。一天晚上我被冻得翻来覆去地实在睡不着,被下铺的战友钱柏林发现了,他没去关窗户,而是将他的棉被给我盖上,自己仅盖着一床薄线毯睡觉。我本要推辞,他却说:“我们都习惯了,我娘生我就是冬天,再冷也要经常洗澡,所以从小不怕冷。”实际上,那天晚上他在下铺也冻得直打哆嗦。

记得与我同寝室的一个杭州战友手很巧,什么都会自己制作,他骑的自行车都是用废旧铁管攒的。因他脸上有些坑点,大家都叫他“蒋麻子”。他见我晾晒衣服没有衣服夹,就利用休息时间从河边的竹林里砍来竹子截断后为我做了六个“十字衣夹”其中两个长的可以夹床单被罩用。做这些衣夹也不容易,需要用专业工具劈开竹子,打磨光滑,钻孔栓绳再安装铁丝钩等,这些他都是回杭州家里完成的。由于其经久耐用,折叠自如,便于携带,回北京时我也没舍得丢掉,至今还在使用它们。

 还有个战友姓卢,名字没记住,只记得大家都叫他“辘轳”,大概是因为他个子矮胖脑子却转得快的缘故。我在浙江兵团那两年多,他总是帮我干这干那的,还经常给我“答疑解惑”当翻译(刚去时杭州话我听不懂),后来也有人开始叫他“胖翻译”。在浙江兵团我只“家访”过一次,就是“辘轳”家。他家住在杭州江干区的玉皇山下,这里是老城区,不但街道狭窄,河道纵横,整条街都是一家挨一家木板房,是杭州典型的“棚户区”。由于年久失修,房子大都已经破败腐朽,且东倒西歪,(街道北面的房子一律向西倾斜而南面的房子一律向东歪)。他的家里带阁楼,后门外是条小河,可以通船。河边有妇女洗菜洗衣服,有没有倒垃圾粪便的他没说,只是说夏天他会下去洗澡。家里的厕所是利用楼梯下的一处狭小空间,里面放个木马桶,外面挂个布门帘而成。有人上厕所时,门厅里所有人都听得很清楚。一家人都睡在阁楼上,由于地方不大,我没上去看过,据他讲上面没有床铺,全家人都睡在木地板上。这就是当年杭州一户普通市民的家。他说,农科所的战友们大都住在附近,条件也都差不多。

“辘轳”是我在农科所里最要好的朋友。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只告诉他我也是杭州生人,四岁时随父母到北京,现在家人还在江西“五·七干校”。我从内蒙兵团调浙江兵团算是回归故里,仅此而已。至于我的其他身世未向他透漏过(在内蒙兵团也是如此)。他曾对我这个“北方佬”的特殊经历做出过自己的“研判”,预言我在杭州就是过度一下,早晚有一天会回北京。当时我对他的预言并无信心,现在看来我的人生经历还真被他言中了,可见他的脑子确实灵光。后来我离开兵团,调到杭州一家宾馆工作,他还和我保持来往。1981年3月,我调回北京后就与浙江兵团的战友们失去了联系,希望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杭州已经变成了科技领先、经济发达、风景秀丽、城市整洁、秩序井然、适宜人居的国际化大城市,战友们的居住条件也一定得到了极大改善,希望他们人人都能美满幸福地生活在美丽的人间天堂里。

                            二班长    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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